2023上海書展今天開幕，作為書展的重要環節之一，歷經三年停滯后重啟的上海國際文學周備受矚目。昨晚，第十屆上海國際文學周舉行主論壇暨開幕式，主論壇圍繞“敘事共同體”展開，由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吳俊教授和作家、翻譯家黃昱寧擔任主持。西班牙作家洛倫佐·席爾瓦、奧地利作家菲利普·韋斯，學者陳福民、唐克揚、包慧怡，作家索南才讓、路內等嘉賓輪流發表主題演講。正如吳俊教授形容，今年的國際文學周是歡迎親友回家的聚會。

學者陳福民認為，“敘事共同體”這個概念表明了一種文學寫作的危機，這是“傳統”文學正在經歷著的、最需要嚴肅對待的危機，即以文字為唯一媒介的文學寫作在現代工業社會和現代文明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回望前工業時代，文學敘事對文字的依賴是絕對的，也是自明的，媒介的多元性對文學性的影響很少被考慮到。但是在當代這個充斥著媒介景觀的時代，我們無法漠視多媒介的傳播對文學效應的決定性影響。當下，幾乎任何一個小說家都把自己小說是否賣了影視版權作為自己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這并不是出于金錢的考慮，而是小說家們不得不在傳統的文字崇拜之外，正視和回應新的文明挑戰與新的敘事可能性。當文明手段與敘事媒介不再局限于文字崇拜，那個被塑造出來的“敘事共同體”正在撲面而來。寫作者必須負責地思考，捍衛語言文字的美感固然是必須承擔的義務，但這個義務此時此刻也包含著復雜的文明議題與時代表述形式，這意味著文學敘事不可避免地要直面新的挑戰，走進新的文明。

關于文學和別的媒介的交集，西班牙作家洛倫佐·席爾瓦明確提出，所有藝術是相互聯系的。他以戰爭片的常見拍攝手法為例，一場戰斗展開時，觀眾先看到兩軍對峙的廣闊畫面，然后是兩支軍隊的中景鏡頭，最后是戰士們的特寫鏡頭。而這一套通行的拍攝和剪輯思路不是電影原創的，它來自文學，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對博羅季諾戰役的描述是這樣展開的，甚至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也是這樣寫的。所以，他認為論創作技巧，哪怕是塞萬提斯、巴爾扎克或喬伊斯的最糟糕的小說，也遠勝于最優秀的流行電視劇。他并不否認，電影、歌曲、畫作或電視劇可以給文學創作輸出靈感，但前提是這類作品在各自的領域內開辟了新的道路——藝術家了解技藝的傳統，他們從別的藝術門類中獲得的文化印記會被他們以獨特的視角重新詮釋，比如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電影，萊昂納德·科恩的歌曲，卡拉瓦喬的畫作。席爾瓦總結道，面對“共同體”這個創作概念，創作者的工作類似于獵人捕捉最難以捉摸的獵物，要冒險到那些一切都不確定、危險更大的邊疆地區去打獵。就像李白筆下的“邊塞將軍”，時刻緊繃弓弦，不眠不休，正是緊張和警惕使他們不斷創新，成為他們創作靈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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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作家菲利普·韋斯曾寫作《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被評為2018年最佳德語處女作。他用“登山”的意象來闡釋“敘事共同體”：不同的登山者從不同的方向出發，以不同的視角看風景。“所有登山者在山頂相遇，看著地平線，互相描述他們各自遇到的山，比如從灌木后面探出腦袋的狐貍、陡坡上的暴風雨、山間鐵路的忽然中斷和上空盤旋的鷹、以及山中隱士……這許多山匯入一個敘事共同體，合為一幅萬花筒式的圖像。”敘事共同體的締結，意味著用開放的心態接受萬物的交互和物種的并存，接受樹的語言和風雨的語言，接受四季變幻的色彩，接受各種關系的矛盾與龐雜，接受這座龐雜卻美妙的“世界的山”，并從中創造出新形象和新故事。

學者兼詩人包慧怡認為“敘事共同體”的支點是語言，“提純語言就是提純我們的生命經驗，讓公共化的語言再次個人化，讓籠統的語言再次精確化。”她引用了一則九世紀古英語謎語詩，謎面是：“我張口說話，以眾多聲音”，謎底是“夜鶯”。從這則抒情的謎語中，她看到“敘事共同體”的信念和使命，即，每一個寫作者不放棄“以眾多聲音張口說話”，不放棄敘事的權利。

作家遼京談到，在越來越孤獨的當代生活中，已經很難感受到共同體的存在，幸而閱讀可以使許多人聚在一起。一本書的閱讀和傳播，如同建立一個移動的客廳，讀過的人坐在里面，身邊是不曾謀面的朋友，這些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相通的體驗，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共同體。翻譯家于是認為，疫情三年讓人們深切感受到，無論是地球，還是人性，都前所未有的緊密而快速的被聯系在一起。在這樣的世界里，敘事的意義和方式也在不同層面發生了變化。文學有必要給人們帶去啟示，讀小說并不僅僅是滿足追求風花雪月或情節刺激或欲窺野史之類的趣味，而是為了理解更多人，了解異己，思索一己生命經驗以外的存在，讓他者成為自我的一部分，盡力抵消當今世界上的諸多沖突。

攝影家逄小威分享了他如何在10個月的時間里，走完了全國22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拍到了全國56個民族，農林牧副漁5大領域的1000多位農民。《中國農民》的創作過程中，他最深的感觸是：要表現人的濃縮瞬間，表現與眾不同的“這一個”。每個個體的面孔，當他們匯聚在一起，自然會產生某種差異之中的共同之處，凝聚成某種“共同體”。

作家路內談到，即使寫作者的創作理念抵觸，寫作體裁相異，甚或代際和語種不同，但這些差異巨大的個體仍處于廣義的文學共同體中。“在這個敘事共同體中我們不應過度強調共識，也不應恐懼于分歧，因為共識和分歧本身就是敘事共同體的特征。”

學者顧春芳提出，“敘事的共同體”不僅包括敘事者，更包括接受者和傳播者。沒有接受、傳播和闡釋的敘事是沒有意義的。比如，對你產生影響的人，可能來自一個遙遠的國家，可能來自一個一千多年前，而你的創作也可能以這樣不可思議的方式影響后人。接受和傳承的歷史，使“敘事”具有了神圣性，使“敘事者”具有了使命感，正是這種神圣性和使命感把分散的個體凝聚成一個“共同體”。

阿根廷詩人薩爾瓦多·馬利納羅認為，共同體是通過講述自身的故事而產生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敘述特洛伊戰爭的兩部史詩，古希臘和古羅馬后來的所有文學作品都在參照荷馬的這兩部史詩。因為這些故事是如此震撼人心，以至于它們為后來的文學構建了一個框架。這些敘事之所以會一直傳承下去，因為它們巧妙地將傳統、過去與這門語言的現在和未來聯系在一起，永遠地改變了它。同樣，馬爾克斯的偉大史詩《百年孤獨》，以及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如富恩特斯、科塔薩爾和略薩的敘事，共同構建了一個拉丁美洲的概念。“拉美”的精神認同存在于文學而非政治地圖中。

翻譯家金雯很有創造力地提出，敘事共同體的底層邏輯是“愛”，展現可以正視社會規范又可以與之抗衡的愛。“我們需要溫柔自省、利他也利己的愛，給別人自由也給自己自由，通過愛與這片塵土和解。這就是敘事的共同體，是每個人生命的體驗。”

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讓分享了他特殊的創作心得：“將我構想出的那些人物講的蒙古語，以及那些方言，翻譯成漢語，在這過程中，我體驗到了不同語言的內涵和韻律帶來的敘事活力和多樣性，形成了我的寫作風格。這種風格里面有我本民族的文化，有中國幾千年漢語的精氣神采，有來自全世界不同國家民族文化被賦予新的漢語形象之后，所帶給我的豐富異樣的敘事資源。我讓自己站在世界之風的當口，迎面接受吹拂。”

作家蕭耳以“拼圖”隱喻作家個體特色和共同體之間的關系：“每一塊拼圖上刻畫上了我們自己的寫作特色，文體是一種個人特色，風格你是淺唱低吟的，還是關注社會問題的，如此就構成了一種色彩斑斕的拼圖的世界，這是寫作構成的一個敘事共同體，一個豐富多彩的虛構世界。小說家在一個敘事共同體里面搭建起屬于自己的那一塊拼圖，并不等同于劃地為牢。你也可以是整個敘事共同體中的一個旅行者，可以是流動的，游蕩到其他的世界，其他的拼圖上去，會有意外收獲，發現一個新的文學世界，產生新的靈感，作為一個其他拼圖上的訪問者，發出自己的聲音。”

編輯：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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