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xù)《青年變革者》 ，作家許知遠“梁啟超五卷本”第二卷《梁啟超：亡命（1898—1903）》，講述1898~1903年，走向世界的梁啟超……這五年是梁啟超的25~30歲，也是他走向成熟的關(guān)鍵時刻。他逐漸擺脫康有為的陰影，也從孫中山的吸引中清醒過來，走向了對中國前途的獨立思考。他不再打算倚靠朝廷“維新”，也不愿投身激烈的“革命”，而將熱情傾注于啟發(fā)民智的“新民”。期間種種冒險、掙扎、奇思異想與謬誤，皆標(biāo)志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梁啟超將所處時代命名為“過渡時代”，許知遠認(rèn)為：“廣義而言，世界每一刻都處于過渡時代，一切總在變化；狹義而言，有些時代相對停頓，另一些時代則變化迅速、不斷膨脹，后者就是過渡時代。”梁啟超將自己置于更廣闊的時空，在困境中創(chuàng)造人生新的可能性。他超越了其所處的時代，在時代洪流中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穿越百年與當(dāng)下產(chǎn)生共鳴。

本文摘選自許知遠《梁啟超》，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布，小標(biāo)題為編者所擬，篇幅所限內(nèi)容有所刪減。

(相關(guān)資料圖)

01

人人都覺得一切要改變，

卻又不知如何入手

所幸，梁啟超有很多話要說。游歷拓展了他的視野，令他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義和團帶來的混亂與屈辱，令他重思改造中國的方式；勤王失敗也令他對自身與保皇會的局限有更多感悟。

世紀(jì)更迭，或許催生出一種斷裂感，從巴黎的埃菲爾鐵塔到維也納的《夢的解析》再到北京之變，那些不可名狀的憤怒、恐懼、迷狂，以這樣一種方式展現(xiàn)出來。舊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誕生。

梁啟超

“過渡時代”，梁啟超如此命名這個新時代。廣義而言，世界每一刻都處于過渡時代，一切總在變化；狹義而言，有些時代相對停頓，另一些時代則變化迅速、不斷膨脹，后者就是過渡時代。

在他眼中，歐洲過去兩百年是過渡時代，如今是停頓時代，數(shù)千年來停頓的中國進入了過渡時代。

過渡時代充滿希望，“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如鯤鵬圖南，九萬里而一息；江漢赴海，百十折以朝宗；大風(fēng)泱泱，前途堂堂；生氣郁蒼，雄心矞皇”；也蘊含危險，就像“摩西之彷徨于廣漠，閣龍之漂泛于泰洋，賭萬死以博一生，斷后路以臨前敵，天下險象，寧復(fù)過之？”過渡期國民則“可生可死、可剝可復(fù)、可奴可主、可瘠可肥”。

俄國與中國是兩個過渡時代國家。前者幾度改革，輸入西歐文明，日浸月潤、愈播愈廣、不可遏抑，學(xué)生尤其是社會中堅，預(yù)計俄國“將達于彼岸之時不遠矣”；中國則處在兩頭不到岸之時，“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于中流”。

過渡是多重的，在政治上，人民不滿專制之政，卻“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在學(xué)術(shù)思想上，士子“鄙考據(jù)詞章庸惡陋劣之學(xué)，而未能開辟新學(xué)界以代之”；在社會風(fēng)俗上，厭倦了“三綱壓抑虛文縟節(jié)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

過渡時代分為兩種人，老朽之流是過渡之大敵，又被“有形無形之逼迫”過渡；青年是過渡的先鋒，大張旗鼓，理解與把握力卻有限。

過渡時代的人物需要三種德性：冒險性，“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鵠千里之勢”；忍耐性，要在“一挫再挫三挫，經(jīng)數(shù)十年、百年，而及身不克見其成”的情況下，堅持努力，忍受唾罵；別擇性，“世界之政體有多途，國民之所宜亦有多途”。他理想中過渡時代的人物，“以軍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

清議報封面

《清議報》上充斥著過渡時代的混亂。慈禧與光緒仍在西安，李鴻章與西方使團的談判仍在繼續(xù)，關(guān)于賠償?shù)木唧w數(shù)字、歸還年限爭論不休；光緒發(fā)布要變法的上諭，盡管經(jīng)此動蕩，他絲毫沒有要回一點權(quán)力；張之洞、劉坤一上變法奏折，洋洋灑灑，卻并無切入方法。

人人都覺得一切要改變，卻又不知如何入手，“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

02

寧可“守舊鬼”

也不要“假維新”

梁啟超覺得這過渡時代的中國，可能正陷入新的亡國危險。

義和團帶來了一個復(fù)雜后果，很多人在其中看到了中國的生機，“環(huán)球政治家之論，反為之一大變，保全支那之聲，日日騰播于報紙中。而北京公使會議，亦無不盡變其前此威嚇逼脅之故技，而一出以溫柔噢咻之手段”。赫德看到了愛國心的興起，倡導(dǎo)“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的理念。

梁卻認(rèn)定，中國面臨更大的危險。“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學(xué)問新，政體新，法律新，工藝新，軍備新，社會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無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別立一新天地”，他在《滅國新法論》中寫道。

在新時代，滅亡一個國家的不再是傳統(tǒng)的軍事政府，而是依靠借債、代為練兵、建設(shè)道路、煽動內(nèi)部黨爭、協(xié)助平定內(nèi)亂等新方法，埃及、波蘭、印度、菲律賓等國家，就是這樣一步步滅亡，“昔之滅國者如虎狼，今之滅國者如狐貍”。四萬五千萬兩的賠款、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皆是狐貍之技。

“自由書”也自九十三期重啟。比起那些連載的長文，這短小精悍的隨感更直抒胸臆。

在《十九世紀(jì)之歐洲與二十世紀(jì)之中國》中，他重估了義和團事件的價值，將之與法國大革命作比，后者“戳破歐洲之中心點”，拿破侖因此興起，“而自由之空氣，遂遍播蕩于歐洲”。前者雖“戳破亞洲之中心點”，卻未能帶來一個新時代。

義和團運動老照片

他將歷史視作動力與反動力的較量，19 世紀(jì)的歐洲歷史是“互相起伏，互相射薄，小退大進”，中國在過去幾年亦如此，戊戌變法是原動力，八月政變是反動力，義和團是反動力的極點，如今“競言維新，又義和團之反動力也”。

他預(yù)計未來中國這種動力與反動力的情況將不斷發(fā)生，“其必四次五次乃止六七八九十次而未有已”，這也將帶來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其波瀾俶詭，五光十色，必更有壯奇于前世紀(jì)之歐洲者”。他呼喚中國產(chǎn)生自己的拿破侖，驅(qū)逐反動力，帶來自由。

在《維新圖說》中，他觀察到時代風(fēng)向的轉(zhuǎn)變，“數(shù)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礴于國中，無論為帝、為后、為吏、為士、為紳、為商，但使稍有腦氣筋者，茍上以‘守舊鬼’三字之徽號，度無不瞋目相視……鼓舌以自辯其非”，這是一年前無法想象的景象。

在梁眼中，這是從六君子到唐才常、林圭，甚至毓賢、德國公使、被殺的日本書記官，以及成千上萬的自立會員、義和拳民、外國教士、中國教民的鮮血，混合而來的進步。在犧牲與進步、失敗與成功之間，他看到了某種辯證關(guān)系，“舉事不成而非不成，流血無益而非無益”。

這人人言維新的現(xiàn)象也讓他憂慮，維新變成了一種新的投機，你是為了國民而維新，是為了愛新覺羅一姓維新，還是為了自己的權(quán)勢、名聲與衣食維新？若是出于私利的維新，“其志愈誠，其行愈勇，而其病天下也愈甚”，他寧可要“守舊鬼”，也不要這假維新。

在 這 組 短 文 中， 最 有 趣 的 一 篇 當(dāng) 屬《 煙 士 批 里 純（Inspiration）》。他尚不知“靈感”一詞，以音譯代之。“煙士批里純者，發(fā)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剎那頃，而千古之英雄豪杰、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美術(shù)家、探險家，所以能為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yè)，皆起于此一剎那頃，為此煙士批里純之所鼓動”。

他稱李廣射箭穿石、馬丁·路德演說、玄奘西天取經(jīng)、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都是這煙士批里純的作用，它“來也如風(fēng)，人不能捕之；其生也如云，人不能攫之”，保持至誠之心，你方可得到。

梁啟超的煙士批里純時刻也已到來。行動的挫敗令他重回思想世界，在紙面上，一種馳騁感再度回來，表達噴薄而出，它在《清議報》第一百期中得到集中展現(xiàn)。僅從體量上，這一期就如此不同，頁數(shù)幾乎是平時的五倍，從社論到傳記到詩歌，他獨自完成了大部分內(nèi)容。

03

一人報、一國報、世界報

“十九世紀(jì)與二十世紀(jì)交點之一剎那頃，實中國兩異性之大動力相搏相射、短兵緊接，而新陳嬗代之時也”，它以《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zé)任及本館之經(jīng)歷》為開端。

在這篇洋洋灑灑數(shù)千言的文章中，他將這份雜志以及自己的努力置放于一個廣闊的歷史時空。

陳丹青作品，左起依次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他稱報館是社會的第四權(quán)力，“此殆于貴族、教會、平民三大種族之外，而更為一絕大勢力之第四種族也”。

這也是他思想的另一次進化，他在《時務(wù)報》時代覺得報館是國與國、君與民之間的“耳目喉舌”，如今則是“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xiàn)在之糧也”，它“薈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莊或諧，或激或隨……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

在他眼中，中國尚無一家報館符合這個標(biāo)準(zhǔn)。天津的《國聞報》，上海的《中外日報》《蘇報》，已是同業(yè)中佼佼者，但連日本一個偏僻縣的報館都不如，更何況東京或西方的大報。

對于自己編輯的《時務(wù)報》，他“今日檢閱其舊論，輒欲作嘔……未嘗不汗流浹背也”，它的風(fēng)靡海內(nèi)映襯“吾中國人之文明程度，何低下之至于此極也”。《清議報》也仍幼稚，“其責(zé)任止在于文字，其目的僅注于一國，其位置僻處于海外”，但其精神與宗旨卻有獨特性，它不遺余力地倡導(dǎo)民權(quán)，介紹西方哲理，分析朝局，敘述國恥，以“廣民智、振民氣”，“其壽命固已亙于新舊兩世紀(jì)，無舌而鳴；其蹤跡固已遍于縱橫五大洲，不脛而走”。

比起兩年前的創(chuàng)刊號，梁啟超對中日聯(lián)盟的興趣顯著地減弱了，他愈來愈清晰地意識到，日本已加入了列強的游戲，中國是它的擴張對象。

他為第一百期雜志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在海外，慶典是紀(jì)念舊事業(yè)、獎勵新事業(yè)的最佳辦法，不僅美國獨立百年、法國共和百年這樣的重大歷史時刻，亞當(dāng)·斯密《國富論》出版百年、達爾文《物種源論》成書三十年，都有自己的慶祝會。

甚至一市、一鄉(xiāng)、一學(xué)校，一醫(yī)院、一商店，也往往各有其祝典，“大抵凡富強之國，其祝典愈多，凡文明之事業(yè)，其祝典愈盛”。

中國則“于前人之事業(yè)也，有贊嘆而無繼述，有率循而無擴充，有考據(jù)而無紀(jì)念”，導(dǎo)致歷史思想薄弱，難以培養(yǎng)愛國、愛團體、愛事業(yè)的感情。他期待《清議報》樹立榜樣，在印行第一百冊之際，“援各國大報館通例，加增頁數(shù)，薈萃精華，從而祝之”。

這慶祝也滿含期待 ,“祝其全脫離一黨報之范圍，而進入于一國報之范圍，且更努力漸進，以達于世界報之范圍”。

他把報館分一人之報、一黨之報、一國之報與世界之報，《時務(wù)報》《知新報》是從一人報到一黨報，《清議報》介于黨報與國報之間，中國尚未出現(xiàn)國報。相較而言，日本有一人報、一黨報、一國報，仍無世界報。

談?wù)擖h報時，他腦中或許會浮現(xiàn)出康門師徒。批評者曾用“康黨”來指責(zé)他們，如今“康黨”擴展成遍布世界的保皇會，康有為從老師變?yōu)椤靶屡f兩世紀(jì)之交，中國政治界最有關(guān)系之人物”。他以整整 50 頁來刊登《南海康先生傳》，它是該期雜志最重要的文章。

04

中國第一篇現(xiàn)代傳記

他把康有為置于一個世界舞臺之上，從屬盧梭、馬志尼、吉田松陰的行列，是“先時之人物”，生前充滿挫折，“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相較而言，拿破侖、加富爾、西鄉(xiāng)隆盛則是“應(yīng)時之人物”，享受到時代的歡呼。

康有為

他篤信，先時人物才是推動社會變化的原動力，深具理想、熱忱、膽氣，乃造時勢之英雄，應(yīng)時者是時勢所造的英雄。

康有為四十多年的人生被劃分為“家世及幼年時代”“修養(yǎng)時代及講學(xué)時代”“委身國事時代”三階段，有教育家、宗教家、哲學(xué)家、政治家四個身份，其政治家生涯前半段跌宕起伏，如今暫時停頓；身為教育家則“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備教育家之資格”；康在宗教上對中國影響最劇，引發(fā)的詬病也最多，他將康與馬丁·路德作比，分別對儒家與基督教進行改造；康的哲學(xué)素養(yǎng)全憑強勁想象力，“不通西文，不解西說，不讀西書”，常得出與西方哲學(xué)相似的看法。

他評價老師，“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贊嘆他的冒險精神與高度自信，“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jīng)皆我注腳、群山皆其仆從之概”。

康的達觀也令人欽佩，“雖日日憂國憂天下，然于身世之間，常泰然也”。他總結(jié)道，康乃“現(xiàn)今之原動力也，將來之導(dǎo)師也”，即使未來中國有眾多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學(xué)家、大教育家，“而不可無前此一自信家、冒險家、理想家之康南海”。

“凡起草四十八點鐘，傳成”，梁在附記中不無自豪地寫道。 這也是大腦燃燒、手不停揮的 48 小時，一個煙士披里純涌來的時刻，歷史跌宕起伏、師徒之情的點點滴滴皆浮上心頭。

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創(chuàng)舉，它是一位健在者的傳記，康的事業(yè)與生命都在繼續(xù)，判斷尚為時過早；它打破了師徒的忌諱，不諱言康有為的武斷、缺乏現(xiàn)實感，接連的政治挫敗……梁崇敬老師，卻力圖公正。“Paint me as I am.”他引用這句名言自我鼓勵。

1653 年，荷蘭畫家彼得·萊利（Peter Lely）受邀給克倫威爾畫像，后者不愿普遍流行的虛榮、自溺畫風(fēng)，要求畫家如實畫出自己的樣子。

克倫威爾畫像

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第一篇現(xiàn)代傳記，完成了對康有為的經(jīng)典化與歷史化，似乎也暗示著他的時代的結(jié)束。它也像是梁啟超的某種自立宣言。“聽起來非常像說了一聲歡迎，又說了一聲再見”，一位歷史學(xué)家不無諷刺地寫道。

在第一百期上，梁也一口氣刊登完《仁學(xué)》的剩余部分。先是第 1 至 14 冊，接著第 44 至 46 冊，《仁學(xué)》斷斷續(xù)續(xù)的連載也反映出他對譚嗣同遺產(chǎn)的矛盾態(tài)度。

譚是代表康有為的思想，還是意味著更激烈的反抗？這是梁對朋友的最后交代，菜市口的鮮血即使干涸，也仍將激發(fā)出新的烈士精神。梁定想不到，譚嗣同的氣質(zhì)與絕對主義思想傾向，將引來多少追隨者，并將梁視作妥協(xié)、曖昧甚至保守。

05

造時代的英雄，

時代所造的英雄

詩作總更反映梁啟超的心境，在挫敗與希望間劇烈搖擺。在《自勵》中，他悲壯又驕傲，自我浪漫化，“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quán)移舊俗，更揅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當(dāng)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愿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在《志未酬》中，他哀嘆現(xiàn)實的挫敗，“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又自我激勵，“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在《舉國皆我敵》中，他感到孤立，“舉國皆我敵，吾能勿悲”，承認(rèn)改變現(xiàn)實的困難，“積千年舊腦之習(xí)慣兮，豈旦暮而可易”，以蘇格拉底、基督精神自勵，“犧牲一身覺天下……挑戰(zhàn)四萬萬群盲” 這既是昔日士大夫“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也是即將崛起的知識分子形象，注定要喚醒沉睡的大眾。

告別的感覺流露在本期雜志的每個細節(jié)，包括《李鴻章》的廣告，“凡十五萬余言，敘述李鴻章一生事跡而加以論斷。以極公平之史筆，寓極偉大之思想，不徒為李鴻章一人作，實為中國作也。有心時事者不可不家置一編，定價每冊洋八毫，外埠郵費照加”。

李鴻章

李鴻章 11 月 7 日離世，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在西安的慈禧與光緒“并震悼失次，隨扈人員乃至宮監(jiān)衛(wèi)士，無不相顧錯愕”，人們感覺“如梁傾棟折，驟失倚恃者”；《紐約時報》刊發(fā)長篇訃告，哀嘆一代偉人的離去；東京新聞界從《時事新報》《每日新聞》到《朝日新聞》《中央新聞》，更是鋪天蓋地地報道，猜測中國未來的變化。

李是認(rèn)知中國的主要入口，早田玄洞、吉田宇之助開始撰寫他的傳記，以內(nèi)政、外交、軍事時代來劃分他的生涯，很有可能，它們是梁啟超重要的資料來源。

德富蘇峰則在《國民新聞》上發(fā)表《李鴻章》一文，為其作出歷史定位，稱“其容貌堂堂，其辭令巧善，機鋒銳敏，縱擒自由，使人一見而知為偉人”，但他又非德富心中真正的偉人，“彼非如格蘭斯頓有道義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麥有倔強的男性”，沒有西鄉(xiāng)隆盛推心置腹的真誠，其經(jīng)世之才也并未令德富感服，總之“彼非能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他如果死于甲午戰(zhàn)爭前，則必定成為 19 世紀(jì)偉人，人們將對他大書特書。德富愿意把李比作勝海舟，從容排解艱難。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讀者們很快將讀到這樣的語句。

受到德富的影響，梁啟超將李置于古今中外的坐標(biāo)中，既屬于霍光、諸葛亮、郭子儀的序列，又與梅特涅、俾斯麥、格萊斯頓作比，還與曾國藩、左宗棠、李秀成、袁世凱這些同時代人物對照。

他一面批評李鴻章不學(xué)無術(shù)，“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一面又承認(rèn)他是近世中國第一人，“要之現(xiàn)今五十歲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無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最終，他判斷李鴻章并非造時代的英雄，而是被時代所造的英雄。

比起李鴻章的個人命運，其背后的時代也是梁描述的對象，這本書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這是他第一次完整地寫作一本書，而非斷斷續(xù)續(xù)連載的合集。

比起康有為，面對距離更遠的李鴻章，梁啟超的筆觸更為自信，以 28 歲之齡肆意評價 78 歲的李鴻章，篤信后者“必當(dāng)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梁啟超》

副標(biāo)題: 亡命，1898—1903

作者：許知遠

出品方：單讀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出版年：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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