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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功植入顱內血管的高價進口支架卻“憑空消失”，患者突發腦梗死亡才揭開主手術醫生的荒謬操作。據6月10日澎湃新聞報道，6月7日，朱先生的父親因動脈血栓堵閉致大部分腦干壞死，不幸去世，而朱先生在父親搶救時才發現其腦內并不存在本該安置好的支架。而涉事醫生見事情敗露才承認此前的手術失敗，表示自己修改了病歷，向家屬謊稱手術“成功”。

對于沒有醫者仁心和醫德良知的醫生，我們必須應當嚴肅批評，嚴格追究醫院和醫生醫療過失責任。正如朱先生提供的錄音中，涉事醫生稱，“我做了這么多手術，沒做成的時候很少，當時這個支架沒放成，我覺得很打臉，感覺有點不好看，下不了臺。”僅僅因為所謂的“打臉”“不好看”“下不來臺”就選擇僥幸造假，謊報手術結果，這種荒謬離譜的理由實在于情難忍、于法難容。

但在這件事情中，更應該關注的是，該醫生故意隱瞞支架未能植入事實、偽造病歷虛構手術結果的行為，為何能“順利”完成？沒有人知道或揭露醫生的造假行為，欺瞞成了醫生掩飾過錯的方式，這也直接導致患者家屬無從知曉真實情況，從而錯過了患者治療的最佳時機。而因醫生、醫院過失操作釀成大禍的結局又將直接導致醫患不信任度加深，這對近年來因為各種糾紛已經有所松動的醫患關系來說，無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擊。

此次隱瞞行為，需要查明是醫生的個人行為還是整個流程的脫軌。我們可以想到的是，手術現場并不只這一名醫生，那么，參與手術的其他醫護人員是否知道支架放置失敗的事實，是否有幫助該醫生隱瞞真實的情況？在術后記錄手術情況時，醫院相關員工是否包庇甚至協助了醫生修改病歷，或是根本沒有核查手術情況而只是走形式地簽字了事，又或者根本就沒有這一流程？重重的問號，向醫院運行體制機制提出了質疑。

醫療事故的發生，缺位的監督機制難辭其咎。根據《病歷書寫基本規范》第22條之規定，手術記錄是指手術者書寫的反映手術一般情況、手術經過、術中發現及處理等情況的特殊記錄，應當在術后24小時內完成。特殊情況下由第一助手書寫時，應有手術者簽名。可以得知，手術記錄主要由手術者獨自完成，而是否需要第二人審查簽字，其中并未提及。沒有明確的監督責任歸屬，或許就給涉事醫生留下了造假操作的空間。若手術記錄需要所有手術主要參與者的簽字，需要由上級領導核對手術經過及結果后確認署名，整個手術過程都有錄像留檔，似乎就不會那么容易“蒙混過關”了。

誠然，全過程監督會給醫生帶來更大的壓力，但卻是規范醫療流程的“免責擔保”。需要弄清楚的一點是：監督不是形式和過場，而是實際的行為，需要整個醫療系統的每一環節都各司其職，環環相扣，才能確保在患者問責時做到程序清晰可查，結果透明無錯。

除醫院內部監督以外，相關法律法規也應加強監管力度。與涉事醫生一樣選擇偽造病歷的其他醫生，無疑都是出于避害心理，想減輕或逃避可能帶來的責任和風險。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十八條，醫療機構或者其他有關機構違反本條例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衛生行政部門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或者紀律處分；情節嚴重的，由原發證部門吊銷其執業證書或者資格證書。偽造病歷包含在所列情形之中。能從中看出，行政處罰對于偽造病歷行為的處罰并不算重，但因此產生的醫療事故責任承擔，對醫療機構的影響相當之大。

因此，該醫生僅因覺得沒面子和怕處分便抱著僥幸心理去做違法的事，加之在現實中，這次的事件也并非偽造病歷的孤案，便可以想見該法規對涉事醫生等一類人的威懾力并不夠。如何在以后讓人想到偽造病歷的處罰就望而生畏，樹立起法律法規的威信，從而不再犯這樣的錯，需要相關部門的深思熟慮。

偽造、隱瞞、欺騙，這些本不應該與醫生聯系起來的行為，或許在這次事件后會在大眾心里留下深刻的烙印。但醫患關系不應有裂縫，架上的藥也不應因患者失信而落塵，扭轉印象的關鍵，需要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管的共同發力。（謝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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