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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鄭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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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員高波所著的《權力結構與國家發展：國家興衰的政治經濟學》一書，通過引入不同制度和權力類型國家樣本，來校驗經濟學、政治學有關國家發展的主流理論。

正如書作者在導言中所指出的那樣，人類生產力進步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都非常遲緩，直到進入工業革命以后才拉動了快速增長，而今的30多個被劃入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和地區，以及20世紀后期保持較快增長的很少一部分發展中國家，才出現過較為長期的快速增長。而跨入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和地區，又有多數喪失了持續增長的動能。即如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美國和一些歐洲發達國家，雖然也保持了可觀的經濟總量，科技創新進步速度沒有放緩，但頹勢也已非常明顯。

書中首先探討了經濟學領域有關增長、發展的理論解釋。古典經濟學的解釋是自由貿易促進市場規模擴大，繼而帶動分工和專業化提高。凱恩斯主義引入數理模型后，就重在強調通過充分投資來開啟持續增長循環。由此也推動了二戰或依托于發達國家、國際組織來支持落后國家發展經濟，通過大興投資來賦能的潮流——但這非但沒有改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落后面貌，反而使得很多國家深陷債務困境。之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思·阿羅提出了一個所謂的“干中學”概念，也就是通過發展制造業，帶動工人經驗的外溢，逐步推動內生增長。另外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和保羅·羅默則是強調了教育、知識在驅動發展的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完成了對古典經濟學的復歸，仍然主要強調分工和專業化的作用，而相當程度上強調政治制度必須趨于民主化。但這種理論無法解釋為什么很多引入了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無法擺脫貧困，也無法解釋其他一些所謂的非民主國家能夠實現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比如經濟起飛階段的韓國）。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進一步密切引入政治學分析，分析了國家驅動經濟發展的缺陷所在（設租尋租等），揭示了政府失靈，但回避了市場失靈，這使得其學說的解釋力與缺陷同樣明顯。

還有就是平等主義理論，也就是通過解決不平等來找到發展動能的學說。正如《權力結構與國家發展：國家興衰的政治經濟學》這本書對美國經濟發展歷程所給出的解讀，美國經濟增長較快、增長質量較高的階段，其實都悄然從推崇效能轉向了兼顧平等。

這本書也檢視了二戰后政治學有關發展、增長動力的理論觀點。政治學家西摩·馬丁·李普塞特的解釋是，經濟發展水平可以助推民主化，但塞繆爾·亨廷頓則給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釋，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因導致傳統組織瓦解，劇烈的經濟和社會動蕩會引發不穩定。依照亨廷頓的觀點，革命和改革是驅動政治發展的動力，關鍵在于能否出現高水平的政黨組織。墨西哥在1910年革命后確實也出現了能夠佐證亨廷頓觀點的國家轉型。

吉列爾莫·奧唐奈則認為，拉美國家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在20世紀60年代后趨于停滯，進入跨國公司主導的集約型工業化階段，技術、資本密集度提高，勞動力使用減少，這就使得經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政治動蕩——對此，技術、資本及其政治代理人結成了聯盟，秉持保守型意識形態，與民眾形成了尖銳對立。

也有部分學者致力于從政治文化視角去探討國家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穩定性。而新制度主義相當程度上陷入了對民主制度的迷信。平等動力理論強調平等才能民主，換言之如果一個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開啟時本身沒有經歷過革命或者深層次的改革，沒有因此變得趨于平等，政治上民主是很難長期維系的。

《權力結構與國家發展：國家興衰的政治經濟學》這本書提出了權力平等發展理論，也就是經濟精英集團、政治精英集團、農民集團、勞工集團、專業人員集團之間如何建立相對均衡、公正的權力分配。也就是說，依照該理論，如果利益集團之間相對平衡，各集團都能均享權力資源，政治和經濟結構就會變得穩定，如果迎來高速增長，動能也會變得更為持續。相反，在權力結構不平衡，甚至一個、兩個集團壟斷權力，就可能陷入兩種歧途；其一，進入尋租腐敗型社會，經濟社會嚴重不平等，政治動蕩將不可避免；第二，建立起依附型經濟，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內需及投資不足。

書中在解釋韓國曾經迎來的30多年“漢江奇跡”的高速增長時指出，韓國在非民主化階段推行了土地改革，削弱了地主集團權力，提高了政治精英集團與農民集團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韓國權力結構相較于前的平等化。此后幾十年來，韓國政府在農村、農業、農民問題上都采取了平等化的政策導向。而經濟高速增長階段，韓國的勞工集團、經濟精英集團、專業人員集團都成為了顯著的受益者。當然，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韓國權力結構重新走向了逆平等化進程。這也使得民眾感受到顯著的剝奪感，埋下了政治動蕩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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