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王賡武幾年前動筆為他的孩子們寫下自己的人生故事，讓他決心出版這個故事的，是他在新加坡與一群文史工作者交流時意識到的問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王賡武出生于1930年，在東南亞史、海洋史、中國近現代史、海外華人史等領域著作等身，歷任新加坡馬來亞大學文學院院長、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主任、中國香港大學校長。2022年，《王賡武回憶錄》簡體中文版問世。

上海書展期間，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仇鹿鳴從王賡武的人生經歷入手，探討了東南亞華人移民的身份認同以及個體故事對理解歷史的重要性。

王賡武的文化認同帶有悲劇色彩

對羅新來說，《王賡武回憶錄》最有趣的部分是王賡武的身份認同問題。作為成長生活在大中華地區中心地帶的人，他曾有一段時間抱著“隔岸觀火”的心態看待海外華人在寫作中流露出的“家園何處是”的彷徨感。時至今日，羅新接觸到的直面這個問題的人變多了，身邊的朋友在全球各地流動，“自己到底是誰”的話題亦不再遙遠。他說，“再讀這本書，就有很多動心的地方。”

仇鹿鳴提醒讀者，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觀察和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以中原為中心的立場上。近代以來的“中西交通”或“國際接軌”更多是指與西歐和美國接軌，雖然東南亞地區與中國歷史有更密切的勾連，但長期被歷史研究者和大眾讀者所忽視。他則是在大學時第一次受到這方面的沖擊：授課老師談到美國漢學家孔飛力在《叫魂》《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之后轉向研究海外華人史（即《他者中的華人》），仇鹿鳴曾有不解，“當時我覺得海外華人是二流都算不上的（課題），怎么一個學者會去關心這樣的話題。”

他注意到，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是一位具有高度身份流動性的學者：在昆明出生，最重要的經歷是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安德森在代表作《想象的共同體》中試圖探討上述東南亞國家如何通過印刷媒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而這些問題和王賡武本人的經歷有非常密切的連接。仇鹿鳴說，“如果你把幾本書放在一起勾連起來，會發現他的回憶錄，尤其是后半部分，有很多隱而不發的問題。”

在回憶錄中，王賡武花費大量筆墨詳述了他理解、建構馬來西亞身份認同，研究東南亞史的過程。仇鹿鳴認為，王賡武的文化認同在某種意義上帶有一些悲劇色彩。他被以“儒家士大夫”的要求培養起來，但因各種原因不得回到母國；接受了離散的命運后，他成為了馬來亞大學文學院和歷史系的建立者，早期做過很多馬來歷史研究，試圖通過史學方法建立一種基于國家認同而非種族的馬來西亞身份認同，但并未成功。“他后來遠走澳大利亞，在中國香港地區任教，以及晚年回到新加坡，一直帶有所謂‘客’的色彩，”仇鹿鳴說，“能把自己的歷史寫下來，絕不是一個小人物。實際上，在這樣一個大的時代洪流當中，他也只能隨著時代洪流進行選擇和工作。有時我們會覺得，他從事的工作和他自己的認同或者關懷有很大的差別。”

人們對普通人的生命經歷更感興趣了

活動現場有讀者提問，身為歷史學家，王賡武的史學訓練是否有助于他書寫個人歷史？羅新的看法是，他讀過的最好的回憶錄都不是歷史學家寫的。“歷史學家的回憶錄更多要考慮記憶、史學價值，這就限制了他們對自己的記錄。歷史學判斷會限制想象力，所以有史學訓練（對回憶錄寫作而言）不一定是好事情。”

近年來羅新最喜愛的回憶錄是《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他認為，雖然楊苡是翻譯家而非歷史學家，其學術生涯也有諸多遺憾，但她的回憶錄堪稱她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充滿了對未來的讀者和歷史學家很有意義的生動細節。

仇鹿鳴談到，回憶錄與歷史著作有所不同，并不必然追求精確，因為人的記憶總是會有偏差的。但如果同一件事有許多人的回憶被記錄下來，就會形成交叉證據。“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如果寫得越多，當然會更加接近歷史的真相。如果每個人把自己的記憶呈現出來的話，就是有價值的。”

“知識分子有沒有保留自己記憶的義務？嚴格來講，我們每個人生活的時代都是一個好像很平穩的時代。八九十年代是不是一個大時代？我們現在經歷的時代是不是一個大時代？可能后人看起來都有驚濤駭浪，但當時可能也就是隨波逐流。因為某種機緣或者選擇，把記憶記錄下來，而且有很多其他材料一同呈現出來的時候，其實會對勾連當時的歷史有很多幫助。”仇鹿鳴說道。

羅新認為，個人史與書寫者是否受過史學訓練或是否在學術體系中工作關系不大，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我們的確對普通人的生命經歷更感興趣了。他說，《秋園》這本書放到十年前恐怕出版社不會喜歡，讀者也不會覺得有意思。“所以時代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有些作品能夠出來被人們注意到，是時代的原因，不是作品本身的原因。任何作品能夠成為經典，一定是呼應了時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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