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下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2022年上海法院行政審判情況，并發布《2022年度上海行政審判白皮書》《2022年上海法院行政審判典型案例》《2022年上海法院行政爭議實質解決案例》。

案情介紹

(資料圖片)

原告黃某某系甲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甲所）執業律師。2012年5月1日起，甲所接受乙公司的聘請，指定原告作為乙公司的常年法律顧問，提供專業法律咨詢服務。

2020年6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以下簡稱松江公安分局）向乙公司發出調取證據通知書，告知因乙公司被挪用資金需調取乙公司成立至今的會計賬冊、會計報表等財務資料。

2020年12月16日，松江公安分局對張某（乙公司總經理）以涉嫌隱匿會計憑證、賬簿、會計報告罪予以刑事拘留。次日，甲所接受案外人宮某某（張某母親）的委托，指派原告為張某的辯護人。

2021年1月21日松江公安分局對張某變更罪名，以涉嫌職務侵占罪執行逮捕。2021年5月8日，官某某與甲所解除委托律師合同，原告不再作為張某的辯護律師。

2021年5月10日，被告上海市松江區司法局收到案外人王某對原告的投訴信。2021年8月16日，被告針對原告涉嫌利益沖突代理的行為立案。

經調查，被告認定原告在擔任乙公司法律顧問期間，又擔任該公司總經理張某涉嫌職務侵占罪的辯護人，該行為違反了《律師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故根據《律師法》第四十七條第 (三)項和《律師和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七條第(三)項的規定，對原告作出警告的行政處罰。原告黃某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決撤銷上述行政處罰決定。

法院判決

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原告的代理行為客觀上已符合《律師法》第三十九條所規定的代理利益沖突的法律事務行為的構成要件。

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于：原告能否證明其不具有利益沖突代理的故意。

本案中，張某因涉嫌隱匿會計憑證、賬簿、會計報告罪被刑事拘留后，原告接受張某家屬委托擔任其辯護人，提供法律服務。但之后張某以涉嫌職務侵占罪被逮捕，原告得悉后未能及時解除委托，繼續與張某會面，并提供法律幫助，直至張某家屬聲明解除對原告的委托。

對此，被告認定原告為張某涉嫌職務侵占罪一案提供的法律服務與其擔任法律顧問的乙公司存在利益沖突，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原告認為自己沒有違法故意，但并未舉證證明，且原告作為受托的辯護律師，自張某被逮捕后多次前往羈押場所會見張某，對于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罪名不知曉顯然不合常理，且原告在第一次的詢問筆錄中亦承認張某被逮捕后其知道張某涉嫌職務侵占罪。

在此情況下，原告應清楚張某所涉犯罪與乙公司存在利益沖突，當下即應提出解除代理，并停止與張某的會面以及提供法律服務。

此外，乙公司被公安機關要求提供會計賬冊、會計報表等財務資料的原因即是乙公司被挪用資金，嗣后，張某就因隱匿會計憑證、賬簿、會計報告犯罪被刑事拘留。

原告作為執業律師，應秉持審慎態度厘清張某所涉犯罪與其擔任常年法律顧問的企業利益之間可能存在的沖突，在提供法律幫助的同時，避免出現違反《律師法》第三十九條的情形。

據此作出一審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執業律師在社會生活、司法活動中的參與度日益加強。也正因如此，律師執業活動的規范性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

此案涉及對《律師法》有關利益沖突代理規定的理解適用。雖然原告否認具有違法的主觀故意，但從其實際執業活動中可以推斷其知曉受委托辯護案件的基本情況作為專業人員應清楚可能存在利益沖突并及時解除代理。

本案的判決，有利于樹立起司法審查的類案標準，也有助于司法行政部門更好地行使監督權，對促進律師群體更加規范、合法地從事執業活動提供了案例參照。

來源 | 上海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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