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 I"m a witch, I"m a bitch

沒錯，我就是個女巫，我就是個婊子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I don"t care what you say

我不在意你說什么

My voice is real, my voice is truth

我說的是真實的，我說的是真相

I don"t fit in your ways

我不用你的方式

I"m not gonna die for you

我不會為你而死

You might as well face the truth

你最好認清事實

作為約翰·列儂的妻子，小野洋子曾經遭受很多指責，樂迷認為她是披頭士樂隊解散的罪魁禍首，侮辱她是“女巫”、“婊子”——在男權話語中，這顯然是污名化的詞匯。小野洋子的反擊很有風格，她并不拒斥這些稱謂，而是把詞語接受下來，并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表達。

在這首《是的，我就是個女巫》（Yes,I"m AWitch）中，小野洋子從男權制度手中奪取了“女巫”“婊子”這兩個詞語的解釋權。在這里，這兩個詞語不再是男性權力結構下對女性的羞辱，而是女性勇敢的自我標識，是獨立、先鋒的冠冕。

小野洋子專輯封面

德國哲學家斯文婭·弗拉斯珀勒在《敏感與自我》中，專辟一章“語言的敏感性”，通過對語言學及后結構主義的理論梳理，我們可以認識到，語言的“能指”（符號）和“所指”（指代的事物）是可分離的，語言能夠對現實起強大的作用，但也有通過具體使用被改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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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自《敏感與自我》

語言的現實效果

當今的語言敏感性可以通過其標準化程度來衡量。性別平等的語言已經成為許多機構的規范。尤其是在大學中，人們被敦促去使用性別敏感的措辭。以下摘自雷根斯堡大學(Universit?t Regensburg)的指導方針 ：“性別平等的語言和表述，意味著在語言中讓所有人都能被人看到和聽到，并且在提及人的表述中，女性、男性和第三性別都要被平等地提到。”

2020年9月，柏林參議院頒布了一項對種族多樣性敏感的語言指導方針。自此，人們應當用“沒有德國公民身份的居民 ”(Einwohnende ohne deutsche Staatsbürgerschaft)來代替“外國人”(Ausl?nder) 的說法，還應避免使用“逃票者”(Schwarzfahrer)一詞，而代之以“無有效票的乘車者”(Fahrende ohne gültigen Fahrschein)。

但是，如何解釋本身沒有任何物質性的語言符號在當今被賦予這樣的意義？為了理解當下的辯論，我們有必要仔細研究一下新的語言敏感性在語言哲學中的根源。我們要發問 ：當今的語言敏感性是以什么理論建構為基礎的？基于哪些思想流派？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發問：這些理論是否支持對性別和種族多樣性敏感的語言指導方針中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從科學史來看，理解當下敏感的語言指導方針的根本，是所謂的“語言學轉向”。語言學轉向涉及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的一些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的理論假設，這些理論假設認為，語言符號具有現實效果，即語言不單是指向現實，還創造著現實。在某種程度上，弗洛伊德的談話療法(talking cure)對講述的高度評價，已經可以說是這種意義上的轉向，因為按照精神分析學的看法，話語有著顯著的治療潛力。與之相反的是，某些冒犯性的話語，會造成具體的身心痛苦，使受影響者如同“臉上挨了一擊”。

然而，語言學轉向的真正先驅是弗洛伊德的同時代人——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在其去世后出版的《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一書中，索緒爾提出了這樣的觀點：語言符號不只是再現世界，語言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從其內部產生意義。換句話說，語言符號并不是簡單地命名世上出現的事物。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桌子”這個詞立即讓人在腦海中想象出相應物體。然而，根據索緒爾的觀點，這種符號(能指)與概念(所指)之間的對應是任意的。在索緒爾所說的能指和所指在一個符號中結合之前，能指和所指都是無形的和不確定的。因此，索緒爾把我們的思想比作“一團迷霧”，并認為“其中沒有任何東西必然有界限”。能指也只是“一種可塑的材料，它本身可分解成獨立的部分，以提供思想所需的表示”。這樣來看，語言通過建構未定義的能指，使我們能夠用語言思考。

語言結構本身并不來自先于語言而存在的世界。在語言系統中，一個符號的意義來自它與語言系統內其他符號的區分。用索緒爾的話說就是，“……前文所說的一切可以歸結為語言中只存在著各種區分。甚至可以說，語言系統內沒有積極成員，它是一個由符號區分性構成的系統。語言中不存在先于語言系統而存在的能指和所指，只存在著從語言系統中得出的所指方面的區分和能指方面的區分。一個符號在所指或能指方面包含的東西，不如在它周圍以其他符號的形式儲存的東西重要”。

在索緒爾看來，語言結構主要由成對的對立構成，例如，“男人”與“女人”，“黑”與“白”，“上”與“下”，“美”與“丑”。語言符號“女人”的意義產生于它與“男人”的差異，語言符號“白人”的意義產生于它與“黑人”的差異。我們立刻能感受到，這種對立中帶有一種價值，這種價值是有等級的，對于我們認識世界有決定性影響。

但是，如果如同索緒爾所說，沒有任何語言以外的東西提供這樣的結構，那么，是什么讓語言結構保持穩定？是什么迫使我們總是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詞語？是什么從根本上固定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按照索緒爾的解釋，除了純粹的慣例(語用習慣)外，沒有任何東西迫使我們這樣做。這是否意味著，如果我們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符號，我們對于世界的感知也會發生變化？

德里達與巴特勒 ：作為抵抗的游戲

上述疑問正是后結構主義的用武之地，它批評并試圖超越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代表，是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德里達的目標是解構語言的固定結構，也就是說，要消解和重新思考這種結構。其出發點正是索緒爾所認為的結構最初形成之處，即“結構通過從慣例和永遠不變的重復中形成”。語言內部的區分，正如德里達所說，“不是以完成的狀態從天而降，不是寫在柏拉圖所說的‘理念世界’，不是被預先寫在大腦的蠟板上”。

如果符號的意義只是通過與其他符號劃清界限而產生，如果只有永遠相同的重復來表明固定的語言結構的存在，那么，正如德里達的結論，意義顯然可以通過對符號的別樣的運用而變遷。在這種情況下，德里達認為，重要的是去研究語言符號與自身的固有意義分離了多久。因為如果語言符號只是通過與其他符號的區分而獲得其意義，那么它就不是與自身相同的，也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對新的意義寫入和符號的自由游戲(freies Spiel der Zeichen)開放的。對此，德里達寫道：“游戲是對存在的撕裂?！?/p>

但這具體意味著什么呢？考慮到德里達的這些見解，語言又如何去改變世界？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以一種幾乎是革命性的方式，將德里達的符號解構理論應用于性別問題，從而成為整個新女性主義的領軍人物。巴特勒在《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DasUnbehagen der Geschlechter)一書中，開創性地提出了以下觀點：“男人”和“女人”，只要始終作為對舉概念出現，并被作為規范，就會顯現為“自然地”確定的、不可動搖的概念的存在規定(Seinsbestimmungen)。

朱迪斯·巴特勒

換句話說，始終對舉“男人”和“女人”的語言行為，讓人覺得本來就只有兩種固定的、異性戀的性別認同。在現實中，根據巴特勒的說法，這些性別認同是某種特定語用的后遺癥，而這種語用從一開始就排除了其他性別認同存在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性別不是“自然的”，而是“行事的”(performativ)。

行事性(Performativit?t)的概念是后結構主義的核心，可以追溯到語言學家約翰 ·奧斯汀和約翰·塞爾。行事性主要是指一個言語行為并不是簡單地指稱某個東西，而是執行一個動作。例如，“我在此以……之名為你施洗”這樣的句子清晰地體現了語言的行事能力， 因為洗禮本身與說話的行為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在巴特勒看來(德里達也這么看)，這種語言的行動力是普遍性的。再舉一個例子。嬰兒出生后，助產士說：“是個女孩?！边@樣的一個句子，并不是簡單地陳述一個語言外的事實，而是做了一些事情。它把一個身體置于一個類別中，并以這種方式，使其開始成為可想象的。巴特勒寫道 ：

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想象一個不可能的場景，即一個尚未被賦予社會定義的身體。嚴格來說，這個身體最初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但在稱呼事件(助產士稱其為“女孩”的語言行為) 中，在命名的召喚中，在不只是“發現”他，而是首次構成他的稱呼中，他變得可以想象。

通過語言和稱呼行為，一個身體被真正地賦予生命，它變得可想象、可識別、可命名，并自此開始成為一個社會角色。

冒犯性言論

如果語言真的有能力以上文所述的方式行事，那么它必然也有傷害人的力量。巴特勒在其著作《仇恨說》(Ha?spricht，2006)中寫道 ：“如果語言可以維持身體，那么它同時也可以威脅到身體的存在?！比缃瘢覀兛梢愿鶕@句話來衡量這種威脅有多嚴重——如今語言對人的傷害可以觸及一個人的根基。

因為，倘若如前文所述， 身份(Identit?t) 是語言行事的一種效果，那么按照此邏輯，語言也可以破壞身份，或者，語言也能夠從一開始就否認某些人的身份，并在實際上剝奪他們的生存權。例如，“Nigger”一詞自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用于貶低黑人，它把黑人降格為動物。因此，當黑人聽到自己被稱為“Nigger”時，這種稱呼遠遠不是一件瑣細的小事，不是可從肩上彈走的一縷毛絮。相反地，像“Nigger”這樣的詞，有力量去“喚起主體(指黑人)對死亡的恐懼，或提出該主體是否配活下去的問題”。

在這一背景下，該不該在所有“Nigger”出現的地方用“N-Wort”來替代，難道不是答案顯而易見的問題嗎？如果“Nigger”一詞以如上所述的方式傷害人、威脅人，那么我們的結論應當是，我們應該干脆不再用它。不僅要在兒童讀物中屏蔽此詞，還要在戲劇舞臺上，乃至本書之中屏蔽此詞，總之，不該在任何地方使用此詞。

《傲骨之戰》里的Robert Boseman，上電視節目時，不斷用"N"…來挑逗白人主持人

對性別平等的語言的呼吁，似乎也直接地源自后結構主義哲學。如果語言在我們對世界的感知中是根本的，那么我們就必須改變語言(無論是用表示性別平等的下畫線還是星號)，從而讓各群體(例如女性、跨性別者)被人們看到，讓各群體得到認可。然而，是否存在其他的不認同這種“‘政治正確’的語言新規”的看法？

與前文所述的思想脈絡相反，幾乎所有要求如此嚴格的“政治正確”的人，都不引述德里達和巴特勒的解構哲學。根據德里達和巴特勒的理論，語言是有強大影響的，語言是一種創造行為，因此語言問題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問題。但正因為語言結構的意義維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通過具體的語用來改變的，所以從解構的角度來看，有許多事物(即使不是所有事物)能用來反對僵化的、與語境無關的規范。我們要預見到關鍵的一點：“政治正確”用規則取代了解構游戲，從而掩蓋了巴特勒和德里達在其思想中闡述的抵抗的基本可能性。

語境敏感性

讓我們從詞語的禁忌開始談。事實上，巴特勒在《仇恨說》中明確反對“政治正確”的語言新規。她認為，消除歧視性詞語使得相關群體喪失了自己的基本行動潛力，她說 ：

無論是審查某些表現形式，還是限制公共話語，管制言論的企圖總是抑制了使用語言來進行有效抵抗的政治活動。

在巴特勒看來，有效的抵抗存在于詞語本身——如果詞語的意義不是預先固定的，那么說話人出口傷人的意圖也可能跑偏，因為說話者的意圖可以被挫敗，并被聽話人用作自我賦予權力的工具。

在這方面，有一個具體的好例子：德文中的“schwul”(同性戀)一詞，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徹頭徹尾的羞辱和歧視性的表達。然而，后來同性戀者已經完全占有了這個詞語的解釋權。

可以說，同性戀者從一定程度上奪取了此詞，并把此詞改造成一個驕傲的自我稱呼。同性戀者為其賦予了完全不同的含義，即同性戀者的自我意識和同性戀的自然而然。如今，同性戀者可以自信地說：“Ich bin schwul. Und？”(我是同性戀，那又怎樣？)當然，我舉這個例子，并不是說如今同性戀者不再遭到歧視，如今在某些語境中使用“schwul”，仍然帶有冒犯性。我只是想說，(讓我們沿用索緒爾和德里達的一些術語和看法)能指和所指并非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而正是在詞義的變遷中，蘊藏著性解放(emanzipatorisch) 的潛能。

《傲骨之戰》中，Maia Rindell因為父親的“龐氏騙局”，自己和女友都遭到網絡攻擊。

在《仇恨說》中，巴特勒引用了英文中的“queer”一詞作為例子，“queer”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被用來歧視同性戀者，它的意思是“罕見、怪異”。后來，“queer”已經成為同性戀者的自我意識的一種表達。巴特勒寫道 ：

對“queer ”一詞的重新評價表明，說出來的話能夠以不同的形式被“送回”給說話者，并能以與其最初的意圖相反的方式被引用，帶來詞義逆轉的效果。對冒犯性詞語的新語用，破壞了該詞原先的作用范圍，從而使該詞在新語用中成為抵抗的工具。

聚焦敏感，圍繞身體、心理、道德、審美四個維度，本書介紹了從中世紀早期到現代的敏感發展史，以辯證的角度，結合不同時代哲學家、心理學家、文學家對敏感的討論，涉及諾貝特·埃利亞斯的文明史、尼采和列維納斯的哲學觀、盧梭和塞繆爾·理查森的小說、弗洛伊德的創傷分析、巴特勒的語言行事觀、托克維爾和羅爾斯的平等觀等，分析當下的創傷、語言傷害、性別問題、同情的限度以及高敏感性人群，引導我們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邊界、分裂社會的身份政治，走出 “囊泡化”的傲慢。

閱讀原文，《敏感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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