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據最高人民法院公眾號消息，2021年以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以下簡稱幫信罪）案件數量持續大幅增長，司法治理問題亟待關注和解決。為深入貫徹落實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決策部署和張軍院長批示，李勇副院長帶隊開展調研、與專家學者座談，刑三庭調研組通過書面調研、多省實地調研、多次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研究、交流等工作，形成了本調研報告。

(相關資料圖)

一、幫信罪案件的新情況

調研中了解到幫信罪案件數量已躍居各類刑事案件第三位，其主要特點為：一是案件類型以“兩卡”（手機卡、銀行卡）案件為主，占幫信罪案件總數的近八成，多為向上游犯罪提供轉移支付、套現、取現工具。二是被告人低齡化、低學歷、低收入特征明顯，初犯人員占比較高，有的電詐犯罪組織甚至已經將未成年人、在校學生作為重點發展對象。三是犯罪鏈條化、層級化明顯，分工合作、彼此依賴、利益共享的黑灰產業鏈日漸成熟，涉“兩卡”幫信犯罪已經形成了“卡農—卡商—卡頭”的層級模式。四是犯罪手段、方式不斷智能化，已從出租、出售、非法提供“兩卡”，發展到提供非銀行支付賬戶、互聯網用戶賬戶、批量注冊軟件、多卡寶等技術設備，以及利用非法通訊軟件、“翻墻”軟件、虛擬幣等方式。

二、幫信罪司法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困難

幫信罪司法治理存在一些亟需關注、解決的現實問題和困難，需要深入剖析，夯實“對癥施治”的基礎。一是電信網絡詐騙等上游犯罪高發多發、鏈條復雜、涉及面廣、查證難度大，客觀上導致幫信罪案件數量隨之大幅上升。二是涉“兩卡”犯罪門檻低，大量人員被引誘實施犯罪，由此引發的一些問題需要予以重點關注。三是幫信罪司法適用的疑難問題有待進一步厘清，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和“情節嚴重”的認定，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區分，特殊群體的刑事政策掌握，行刑銜接的規則等。四是延伸司法職能推進社會治理不充分，相關司法建議的針對性、實效性欠缺，存在“一發了之”的情況，宣傳教育限于傳統形式，未充分發揮職業禁止和禁止令參與幫信罪社會治理的作用。

三、推進幫信罪司法治理的工作建議

推進幫信罪司法治理需要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有的放矢地采取對策，注重源頭治理、綜合治理，堅持精準防治、對癥施策，統籌抓好執法辦案與延伸職能，切實全面、系統地加以推進。

一是依法從嚴懲處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立足新型信息網絡犯罪案件數量猛增、黑灰產業蔓延的態勢，堅持全鏈條、全方位打擊，堅持依法嚴懲，守護好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錢袋子”。準確把握幫信罪和信息網絡犯罪的關系，通過治理幫信罪助力打擊犯罪產業鏈，更加有力、有效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等上游犯罪。嚴格做到依法認定、精準打擊。加強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相關部門協調，推動幫信罪治理理念、治理標準的協同，積極應對新型網絡犯罪和輕罪治理的挑戰。

二是全面、準確闡釋定罪標準，確保做到不枉不縱。既考慮提供技術支持或幫助的對象、次數、類型、行為方式、犯罪工具、非法獲利等情況，同時考慮行為人的其他情形，避免片面認定、推定明知。注重全鏈條體系把握、多因素綜合考量，避免僅依據涉案“兩卡”數量或銀行賬戶、支付賬戶的流水金額認定構成“情節嚴重”。強調根據明知內容、涉案資金性質、是否實施或配合實施線下幫助行為、與信息網絡犯罪關聯程度等方面，細化幫信罪和掩隱罪的區分標準。

三是明確、細化寬嚴相濟適用依據，實現“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對再犯、組織犯、職業犯等依法從嚴，對于多次、向多人或者跨境提供幫助的，“卡頭”“卡商”等職業犯，犯罪集團、團伙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分子等，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群體實施犯罪的，依法從嚴懲處。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依法從寬，綜合其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認罪悔罪表現等情節，可依法從輕、減輕處罰、不起訴、免予刑事處罰或者不作為犯罪處理。切實做好反向行刑銜接，對于情節較輕的涉“兩卡”行為人，自愿認罪認罰，出售、出租本人銀行賬戶、支付賬戶數量較少且違法所得數額較少，或積極配合追查上游犯罪，或配合追贓挽損所起作用較大的，可依照行政法律處罰。

四是踐行能動司法理念，進一步延伸審判職能“以我管促共管”。抓實抓好司法建議工作，推動實現訴源治理。會同有關主管部門、行業協會開展具有針對性、特色性的宣傳教育活動。協同教育部門、各類院校做好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教育管理。注重推動職業禁止和禁止令與后續管控、處罰銜接。

下一步，刑三庭將積極推動出臺司法指導文件，提煉、整合司法裁判規則，實現精準司法、能動司法，做好案例發布、培訓等工作，凝聚合力統籌解決幫信罪治理的突出問題。

關鍵詞：